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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并标准”下的刘易斯转折点研究

陶青,1名杨士元,2名岳龙华,31名西南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2.西南财经大学博士生,四川农业大学讲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生、四川农业大学讲师[摘要]农民工短缺问题继续在全国蔓延,引发了关于中国刘易斯拐点是否会到来的学术争论。准确判断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是否会到来,对政策制定非常重要。

本文收集了1990-2009年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扩展的美并准则对中国刘易斯拐点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表明,中国经济已经过了刘易斯拐点一,但没有足够的理由表明中国已经进入刘易斯拐点二。

(JELJ20)[关键词]刘易斯转折点短缺点商业化点1,介绍最近,“农民工短缺”继续在全国蔓延。除了东部地区劳动力需求较大的一些省份外,中西部地区劳动力产出较大的一些省份也出现了“农民工争夺战”。

针对这一现象,在经济理论界和相关政策研究领域,关于中国经济发展阶段是否会迎来刘易斯转折点的争论再次开始。

许多学者认为中国已经进入刘易斯转折点,但其他人认为现在谈论刘易斯转折点还为时过早。

蔡芳(2008,2010)通过考察刘易斯转折点的诸多问题,如劳动力年龄、劳动力结构变化趋势、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劳动力持续短缺和非熟练工人工资上涨,得出中国刘易斯转折点已经到来,劳动力供给已经从无限供给时代转变为有限供给时代的结论。

王(2010)利用中国历年农产品成本调查数据,结合一些宏观数据,分别估算了1980-2000年和2001-2008年粳稻和小麦的生产函数。他发现,与1980-2000年相比,2001-2008年粳稻和小麦的边际劳动生产率增长迅速。他认为“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已经到来”。

袁庚等人(2008)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分析了劳动力供给状况和中国城市化水平。他们认为刘易斯转折点还没有到来,劳动力就业压力仍然很大。

刘红印(2009)认为,工资水平是一种错觉,认为中国通过对中国农业的研究已经进入了“刘易斯转折点”,而从劳动边际生产率的角度来看,并没有真正进入“刘易斯转折点”。

塔多·熊俊(2008)从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情况观察到刘易斯转折点,计算了中国水稻、小麦和大豆的成本变化和就业变化,认为中国通过刘易斯转折点的时间是在2013年左右。

美并等人(2010年)利用失业率作为劳动力供求平衡指数,调查了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变化,以及农村和城市地区高生产率和高工资产业之间的工资差距,并计算了农业生产函数、劳动力边际生产率和剩余劳动力。评估结果显示,中国的刘易斯拐点尚未到来。

Yao等人(2010年)利用1998年至2007年的省级面板数据估计了剩余劳动力的供求曲线。结果表明,对劳动力的需求在不断上升。与此同时,由于制度工资的上涨,劳动力供给曲线也在向右移动。供需交叉点不断向右移动,但尚未达到刘易斯转折点。还得出结论,中国仍有大量剩余劳动力,刘易斯拐点尚未到来。

我们认为,关于中国经济是否已经进入刘易斯转折点的争论主要是由于以下原因:(1)概念不清。

刘易斯转折点从它的出现到费景汉-拉尼斯的发展已经发生了几次变化。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理解,导致不同的争论对象。

一些学者称之为“短缺点”,一些学者称之为“商业化点”。

(2)把握刘易斯转折点理论的内涵不准确。

例如,转折点理论主要关注非熟练劳动力,并考察“传统部门”,即中国的“农业”。

一些学者没有抓住这一关键点。

(3)数据源和验证方法不同。

学者们使用不同的数据和验证方法来讨论刘易斯转折点。

正确判断刘易斯转折点,对于正确判断经济发展方式的变化,及时调整政策措施促进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试图扩展日本学者美并提出的刘易斯转折点标准,并用这些标准来检验中国经济发展的转折点。

为了避免混淆,我们把刘易斯的第一个转折点称为“短缺点”,把刘易斯的第二个转折点称为“商业化点”。

第二,美并转折点标准和扩大美并转折点验证标准的应用来验证中国的经济。应当指出,美并提出的核查标准是对刘易斯第二个转折点(即商业化点)的核查。直接应用这些标准来验证中国的经济是不可靠的。

因此,有必要根据刘易斯的两个转折点和三个发展阶段,扩展美并验证标准中的判定细节。

准则1:非资本主义部门工资和边际生产率的比较。

根据刘易斯(1989)的说法,在刘易斯第一个转折点(短缺点)之前,非资本主义部门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小于或等于0,也就是说,在短缺点到来之前,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不会影响农产品的产量。

越过短缺点后,虽然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大于0,逐年增加,但低于农业部门的实际工资。

除了商业化,两者应该是平等的。

这一标准不适合作为对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检验,只能作为对是否存在剩余劳动力的检验。

准则2:非资本主义部门工资与边际生产率的相关性。

这一方针侧重于工资规模和边际生产率。

如果两者之间没有关系,可以认为短缺点还没有到达。如果两者相关但不相等,可以认为短缺点已经到来,即劳动力已经从无限供给变为有限供给。如果两者完全相关且大致相等,则可以认为商业化点已经到来。

准则3:非资本主义部门的实际工资趋势。

这个标准用于判断短缺点是否到来。很难提供有力的证据。商业化点的判断取决于非资本主义部门的实际工资是否有所上涨。

如果实际工资呈现温和的上升趋势,那么经济已经越过了短缺点。

这里有个问题。随着经济的发展,生活水平应该提高。

因此,这一标准很难判断短缺点,只能作为其他标准的补充。

规则4:工资差异的变化。

这一标准通过观察非熟练工人与熟练工人工资比率的变化趋势来判断转折点。

在商业点到来之前,劳动力的边际产品低于由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最低工资,而非资本主义部门的工资则由最低工资决定。商业化点到来后,非资本主义部门的工资由竞争性市场原则决定。

在短缺点之前,由于劳动力的无限供给,工资差异相对稳定。短缺点到来后,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从无限供给转向有限供给,非农部门必须提高工资以吸引劳动力。工资差距将会扩大,并且在商业化点到来之前会呈下降趋势。如果工资差距在稳定状态下变化,那么商业化点就来了。

从变化模式来看,与“Z”形相似,前一个拐点是短缺点,后一个拐点是商业化点。

准则5:劳动力供给从非资本主义部门向资本主义部门的灵活性。

在短缺点之前,由于非资本主义部门剩余劳动力的无限供给,弹性是无限的。当短缺点到来时,弹性变成一个有限的正数,但当商业化点到来时,弹性将大大降低。

由于实际工资会随着生活水平(或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提高,判断转折点是否到来的标志是观察非资本主义部门的实际工资与资本主义部门的劳动规模之间的曲线斜率是否存在不连续的下降转折点。

第三,实证证据运用上述五个验证标准对中国经济发展阶段进行实证分析,需要以下解释:刘易斯的两个部门理论,即非资本主义部门和资本主义部门,应该被农业部门和农村劳动力转移部门(如建筑业、制造业、服务业等)所取代。)。

农村劳动力能在这里转移的原因是劳动力转移不仅要考虑收入差距,还要考虑找工作的可能性。

这与美并对日本情况的核实大不相同,日本的情况包括非资本主义部门的自营家庭企业。

本文中,非熟练工人和熟练工人分别指农业部门的雇员和从农业部门转移过来的劳动力。他们之间的工资差异可以作为考虑转折点是否到来的关键依据之一。

当然,判断转折点不应该忽视经济周期冲击造成的幻觉。

下面我们将利用中国政府发布的数据来寻找中国经济刘易斯转折点是否已经到来的证据,并对这个有争议的问题做出判断。

(1)农业部门劳动工资与边际生产率的比较(准则1)为了计算农业部门的边际生产率,这里采用生产函数法,并采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展开形式。

具体形式如下:表1为公式(3)的估算结果。

从1990年到2009年,劳动力的产出弹性α估计为0.0014,这在经济上不是非常显著,但在统计上是显著的。从时间分割估计来看,统计绩效并不十分显著,但从估计结果可以看出,劳动力的产出弹性在上升,从1996年到2000年α为负,从2001年到2005年α约为0,从2006年到2009年α为正。虽然区域虚拟变量的统计绩效不是很显著,但东部和其他地区虚拟变量符号的变化表明东部地区目前的产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东部地区的农业在经济发展中已不再占据主导地位,而东北地区的农业在1990年至1995年间呈现负数,表明在此期间,作为中国的工业化基地,东北在其发展中处于次要地位。

虚拟变量符号的变化也反映了经济发展的差异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变化路径。

美并等人(2010年)估计劳动产出弹性大于0.2。

王(2010)估计,1980年至2004年的劳动力产出弹性为0.183,2005年至2009年的产出弹性为0.337。

这两个估计结果大于本文的估计结果。我们认为,美并等人(2010年)使用了农业投资的资本存量。根据他们的数据来源,我们发现年鉴中没有提供一些省份的农业投资。因此,我们认为它们的估算数据缺少太多的值,忽略了农业投入因素的结构差异,导致了较大的估算结果。

王(2010)用抛光的糙米来估算劳动力的产出弹性。这种估算方法忽略了区域差异和粮食作物生产不同要素投入的差异。

图2农业部门劳动力年平均实际工资和生活工资趋势注:数据见表2。

从图2可以看出,农业部门劳动力的平均年实际工资自1990年以来一直在增长,但增长率相对较低。

农业部门劳动力的平均实际工资一直落后于最低工资,这表明农村居民仅靠单纯的农业收入无法达到基本消费水平。

从生活的角度来看,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不仅具有外部拉力,而且内部推力也起着关键作用。

由于经济发展,生活工资不断提高。如果扣除生活费用增加的因素,农业部门劳动力的平均年实际工资水平仍在缓慢上升,没有明显的跃升。因此,在转折点的意义上,虽然中国经济已经过了短缺点,但没有迹象表明中国经济正在接近商业化点。

(4)工资差异的变化(准则4)非熟练工人和熟练工人的工资比率,这里是农业部门实际工资与农村劳动力可转移部门实际工资的比率。

这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部门的工资被选为技术工人的工资。托达罗(Todaro,1969)认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取决于两个条件:一是城乡之间的实际收入差距;第二是在城市获得工作机会的可能性。

显然,一些高科技企业不是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渠道。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调查数据,农民工就业的主要行业是制造业、建筑业和服务业。

图3显示了农业部门年平均实际工资的变化趋势和农村劳动力可转移部门的工资差距。可以看出,这一比率从1990年的0.47下降到2000年的0.26。2000年后,这一比率在0.25左右波动。

这表明,由于2000年以前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无限供给,农业部门的边际生产率一直处于非常低的水平,因此该部门的工资水平一直很低,没有发生很大变化。

弹性η。

图5显示了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与农村劳动力工资之间的对数关系。

曲线显示,1997年有一个转折点,1990年至1997年平均弹性为0.75,1998年至2000年为1.3780,2001年至2009年为0.7319。

根据上述计算,估计1998年至2000年之间的平均弹性与前后两个时间间隔相比波动很大的原因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外部影响。

排除这一外在冲击的影响,其实从1990~2009年农业部门对农村剩余劳动力可转移部门的供给弹性一直比较稳定,平均弹性为0.9829。除去这种外部影响的影响,农业部门对农村剩余劳动力可转移部门的供给弹性从1990年到2009年一直相对稳定,平均弹性为0.9829。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除了1997年经济危机造成的变化之外,劳动力供给弹性一直保持在0.75左右。

这一事实,根据标准五,我们有理由解释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已经从无限供给转变为有限供给,中国经济已经越过了短缺点,但图5没有提供接近或越过商业化点的证据。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对中国刘易斯转折点的表征做如下总结。

首先,从1990年到2009年,中国农业部门的劳动边际生产率一直处于较低水平并呈增长趋势。从时间阶段回归的角度来看,劳动力的产出弹性虽然不具有统计显著性,但呈现出递增的特征。

从全国31个省的面板数据回归结果来看,对农业增长的贡献主要是土地、化肥和农业机械等生产要素,劳动力的贡献很小。

此外,回归结果显示了区域差异和产业结构调整的速度。东部地区明显快于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和东北部地区。

估算结果也反映出中国农业仍然是传统的粗放农业模式。实现集约现代农业还比较漫长,技术因素的影响不明显。

第二,1990年至2009年,农业部门劳动力平均年实际工资与劳动边际生产率之间的相关系数变化不大。

相关系数波动在0.85左右,可以作为参考证据,表明中国经济已经走过刘易斯的第一个转折点。

第三,农业部门劳动力的平均实际工资一直在上升,但仍落后于维持生计的工资水平。

也就是说,农村的农业收入增长缓慢,农业部门的工资与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之间存在很大差距。

第四,非熟练工人和熟练工人的工资比率呈下降趋势,但2000年后,这一比率在0.2左右波动,幅度很小。

从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要行业的实际工资变化来看,除制造业外,其他两个行业的工资水平自2000年以来变化不大,这也表明2004年以来的“农民工短缺”与这些行业的低工资有关。

第五,除了1997年遭受东南亚经济危机打击的转折点之外,农业部门对农村劳动力转移部门的劳动力供给弹性保持稳定。

4.总之,我们认为中国经济已经通过了刘易斯的第一个转折点——“短缺点”,但没有足够的理由表明中国经济已经接近或已经达到刘易斯的第二个转折点——商业化点。

尽管本文没有给出刘易斯转折点出现的确切时间点,但正如美并(1968)所指出的,刘易斯转折点是一个时间段,而不是一个时间点,这有助于我们澄清关于刘易斯转折点是否出现在中国的争论。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典型的二元经济国家来说,促进“商业化点”的早日到来无疑具有战略意义。

“商业化点”是二元经济转型过程中的目标点或终点,但转型过程将在经济达到这一点之前终止。

因此,目前的关键问题是,能否找到一条道路,使经济能够达到“短缺点”,并在克服劳动力分配过程可能导致粮食短缺以外的发展停滞的障碍后继续前进。

未来,我们对刘易斯转折点的研究重点应该是与“商业化点”相关的公共政策,而不是转折点本身。

我们需要充分研究中国经济在通过“短缺点”后将面临什么样的变化和挑战,以备不时之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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